
《潜伏》里那个老谋深算的老特务吴敬中在历史上确有其人,但是在最后时刻却做出了“不明智”的选择,据保密局天津站最后一任站长李俊才在《国民党保密局在天津的特务组织黑幕》中回忆,天津解放前,吴敬中(原名吴景中,为方便起见通弘网 ,我们还是叫他吴敬中)借着送李广和到机场的机会弃职务出逃,毛人凤下令将其在南京逮捕,并任命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将副处长、代处长兼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长。
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当然知道,解放前各地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处长、情报处处长和各“剿总”、绥靖区、兵团第二处处长,基本都是由军统(保密局人员)担任,只有胡宗南的部队例外。
吴敬中在担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长期间,还兼任着天津警备司令部情报处处长,跟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康泽一同被俘的第二处(情报处)处长董益三,原本就是军统局电讯处少将副处长。

不知道李俊才是不是李涯的历史原型,但他接过吴敬中撂下的挑子,奉命带着四个小组在天津潜伏,发现“那个计划没前途”之后,却全部向军管会投诚自首了——李俊才的潜伏任务,可能就是“黄雀计划”的历史原型。
李俊才于1966年4月16日第六批特赦,然后就去西安草滩农场当了教师,并于1963年升任副校长,1988年1月被任命为西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,这倒跟《潜伏》中李涯的理想有些合拍。
且不管李涯的历史原型是谁,咱们还是回过头来看真实史料中的吴敬中——此人因为“弃职出逃”而被毛人凤下令逮捕,按照军统(保密局)的“战时家法”,是一定要枪毙,但奇怪的是吴敬中却毫发无伤地走出监狱,还去香港做买卖,往返香港台湾毫无阻碍,并于1983年病逝于台北。
电视剧《潜伏》对吴敬中的去向做了交代,那是飞行员转达的命令:“是吴敬中少将和余则成中校吗?两个小时之后,飞机临时在中途降落,然后再飞广州,您二位和其他五位同人要下飞机,国防部的要员已经在那儿等候……你们是海峡行动战略筹划委员会的成员。”

读者诸君请注意,等待吴敬中和余则成的是“国防部要员”而非“保密局高官”——虽然当时保密局在名义上归“国防部”管,但实际上却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单位,我们在《沉默的荣耀》中也能看到,保密局局长毛人凤,并不受周至柔和吴石指挥。
军统特务也好,保密局特务也罢,不管是少将还是中将,都算不得“国防部要员”,同样是搞情报和特务活动,“国防部”也有一个二厅负责通弘网 ,跟保密局是互不隶属的平级单位,郑介民在升任“国防部次长”之前,就是以“国防部二厅厅长”身份兼任军统局(保密局)局长,晋升为次长之后,再主管两大特务机构显然不合适,于是保密局局长变成了毛人凤,二厅厅长变成了侯腾,老蒋到各部队瞎指挥,身边的哼哈二将,就是二厅厅长侯腾和三厅厅长郭汝瑰。
杜聿明在《淮海战役始末》中描述了当年军事会议的惯例:“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召集军事会报。我到时,郭汝瑰、侯腾等人已到会。首先,由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报告战况。接着,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报告作战计划。”

老蒋到准前线,一般是不带“国防部长”、“参谋总长”或“国防部次长”、“参谋次长”的,陈诚和顾祝同先后任参谋总长的时候,基本都是单独行动,而次长基本都是留下来看家。
郑介民当了“国防部次长”,交卸了二厅厅长和保密局局长的差事,但他跟这两个单位的关系却不一样:毛人凤一向跟郑介民不对付,郑介民当二厅中将厅长的时候,侯腾就是他的副厅长,而且二厅是实打实的“国防部”下属单位,所以在战略情报行动中,基本都是由二厅主导,并向“国防部”的部长和参谋总长负责——参谋总长居然也是国防部的,但国防部长却管不着参谋总长,有时候总长说话比部长还好使。
郑介民那个“国防部次长”可不是空头的,曾任军统局行动处处长、情报局澳门组少将组长的程一鸣,在《军统特务组织真相》中记录了郑介民的权力有多大——老蒋逃台后弄了一个“国家安全局”,首任局长就是郑介民兼任:“台湾国民党政府设立‘国家安全会议’,蒋介石自任主席,顾祝同任秘书长,下辖‘国家安全局’和‘动员局’。‘国家安全局’领导下列机关: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大陆工作会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工作会、国防部第二厅、国防部情报局、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、宪兵司令部、台湾警备司令部、司法行政部调查局、内政部警察总署。”

“国防部情报局”就是原先的军统、保密局,内调局就是原先的中统、党通局,郑介民成了小蒋之下的最大特务头子,他之所以有这么大权柄,主要原因还是他跟小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同期,而且都是老蒋那边派过去的,而吴敬中跟小蒋同班,但却分属两个阵营——吴敬中是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回国后叛变的,这一点沈醉在《我这三十年》中写得很清楚:“他是湖北人,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共产党的一个叛徒,当时在中苏情报合作所当科长。”
吴敬中当过中苏情报所总务科长,而当时的中方所长(一说为副所长)就是郑介民,这样看来,吴敬中和郑介民都搞过国际情报,也都算得上“战略特工”,所以《潜伏》中吴敬中参与“海峡计划”,也是有点历史依据的。
这样一想,我们就知道吴敬中为什么敢“弃职出逃”了——那可能是小蒋和郑介民定下的苦肉计,让吴敬中表面上“犯错受罚脱离军籍”,这样再到香港活动,就不会引起各方太多关注了。

吴敬中到香港的时候,保密局香港站的站长是谢力公,澳门站站长(后来改成了情报组,组长依然是少将级别)是程一鸣,这两人跟吴敬中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——看来小蒋控制的情报系统,两个最重要“外勤单位”的一把手,都是小蒋和郑介民同学中的嫡系。
程一鸣是“起义归来”,还是完成潜伏任务凯旋,不同史料有不同记载,但吴敬中却从史料中消失了,我们在公开的资料只能查到查到他的简历和生卒时间,从1950年到1983年,吴敬中的记录成了空白。
空白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,公开资料显示,吴敬中之所以获释,是小蒋出面担保,这就是疑点之一:小蒋当时正在树立公正廉明的形象,怎么可能为了一个“逃将”公开向毛人凤求情?
此外还有疑点之二:以吴敬中跟小蒋和郑介民的关系,他要离开天津,根本就不需要逃跑,两位老同学有一个人发一纸公函就能把他调出。

疑点之三:以吴敬中的老谋深算,岂能不知道大战在即弃职出逃是死罪?他离开天津不去香港或美国,而是回了南京,这是不是有恃无恐?
有这三个疑点,读者诸君分析起来,就会有一个明确的结论:吴敬中为什么出逃,以及出逃后要执行什么任务,毛人凤一直被蒙在鼓里,他只是配合小蒋演了一出“捉放吴”,这个以忍等狠著称的老特务,知道什么该问,什么不该问。
郑介民跟毛人凤不对付,把毛人凤蒙在鼓里也是为了保护吴敬中,但我们还有一个新的问题:吴敬中的“档案”中有三十多年的“空白”,是不是说明他在执行海峡两岸都不可能公开的任务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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